喀喇昆仑传奇完整作品阅读

男女主角分别是姚双银刘石头的现代都市小说《喀喇昆仑传奇完整作品阅读》，由网络作家“玉龙寒彻”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

《喀喇昆仑传奇完整作品阅读》精彩片段

一、 因父丧童年遭辍学 求从军处处被拒绝

1968年春季，征兵工作开始了，我正值应征入伍年龄，怀着对军人的崇拜，一心想当兵保卫祖国，但遭到家人、亲朋和生产队、大队、公社的一致反对。因为我在八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留下母亲带着我、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五口人，我在儿童时期就成了家庭的“小户主”。后经过努力争取，才光荣地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忆童年

1968年初，全国范围的春节征兵工作开始了。

从大的形势上来说，这次在全国范围的春节征兵与往年一年一度的冬季征兵有二点不同。第一，由于1966年开展了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国比较混乱，影响到1967年全国没有进行征兵工作。第二，为了补充兵源，将1968年冬季征兵的时间提前到春季，将征兵的数量扩大了一倍。以弥补上一年度的空缺。

从我个人的情况来说，当年我已经21周岁，符合18至22周岁应征入伍的年龄，当兵入伍自然是当时在农村的青年人，对我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但是，除了我本人以外，从家庭成员到生产队、大队、公社，压根就没有一个人赞成我入伍当兵，我的周围全是持反对意见的人。

常年离开家乡应征入伍，这可不是我自己想当兵，就能一个人决定的事情。保卫祖国是年青人应尽的义务，但是必须经过各级组织严格把关，层层审核批准才能决定的。

当时在社会上就有一种说法：“当兵比登天还难”，对我来说，就是“比登天还要难上加难了”。

我家住在河南省卢氏县一个农村。这里既是河洛文化的发祥地，又是红色革命老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人才辈出，不断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我的家乡座落在洛河北岸的一个宽阔的山村，山青水秀，风光秀美，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我始终爱着我的家乡，但同时也爱着伟大的祖国，我非常向往当兵，更迫切的渴望实现保卫祖国的梦想，决心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说实在话，前三年我已经到了应征入伍的年龄，但是，那时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外出去从军。因自己在8岁时，父亲翟其益因病早早离开人世，留下母亲姚双银和我、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共五口人，并且我是姊妹四个中的老大。

1955年，父亲离开我们时，仅有8岁的我，幼小的心灵里只有对父亲不多的印象，这印象却在我的脑海里终生难以忘怀。我后来又从村里大人处不断地听到一些有关我父亲的事情，知道父亲是一个勤劳、善良、和蔼、可敬的农民，他心灵手巧，多才多艺，是方圆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好人。解放初，家庭有11亩耕地，他一年四季辛勤地劳作，养了一匹枣红大马拉套，有时让六七岁的我骑着上街，他在前面牵着走着还唱着戏，当时的我别提有多神气了。

谁家有红白大事，他都少不了去帮忙，厨师做菜、扎纸花等手工艺的活他都干得轻车熟路，不亦乐乎。冬季农闲时，他自己搓毛线为我织围巾、毛衣，一直让我穿到十几岁。农村正月唱大戏，他常常在后台为演员化装、换服装，总是忙得闲不住。

听母亲说过，父亲小时候上私塾读书很认真，在空余时间请先生教画画，他用毛笔画花鸟草虫，一口气画成后再涂上各种颜色，画得又快又逼真。

我记得有一年正月十五节，他做了一个大转灯，上面画着十二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点上腊烛后，挂在头顶的楼板上，热气流会让灯笼自动地转起来。彩色的十二生肖，一个个栩栩如生地转起来不停地追赶着，引来了许多邻居前来观看，受到人们交口称赞，那种场面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

父亲离开我们以后，实行大集体生产，后来我们姊妹四人又先后到上学读书的年龄。全家没有劳动力，上学读书没有钱，基本生活没有着落。只能靠分得人均一半的口粮维持生活，又遇上生活困难时期，日子在十分艰难中度过，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一下子落到母亲一个人的肩上。

从1955年父亲去世开始，八岁的我就在无奈中当上了这五口之家的“小户主”。大家都知道：户主是一户中第一个写在户口本上一家之主的姓名，是一家撑起大梁主人的意思，大多都是有了孩子的成年男人的爸爸或老年人。可是我还只是一个只知道贪玩的八岁小毛孩。当时在大集体分配的制度下，天天登记按下地多少记工分，依据劳动力所得的工分分配生活物资，加上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在农村还相当严重，都需要用男人的名字登记户主姓名。

起初我不理解为什么天天写上我这小孩的名字，同大人的户主一样，写到户主的名册上。后来终于得知——我失去了父亲，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我已经不再是小孩子，要像大人一样活着，替母亲分忧愁、挑重担，照顾好弟弟妹妹一家人。

我深知全家完全依靠40多岁的母亲，她作为农村妇女，用细小而尖尖的双脚，瘦弱的身体，操持里里外外家务的生计，挑着这个家的重担，十分艰辛。

1960年，我开始上初中一年级，学校在离家七八公里的范里镇，途中要坐船渡过洛河，我们住校，每到星期天回家一次。深知母亲无力供养我们上学，为此，我在学校为了节省伙食费，每顿饭只打一碗汤，没有菜，吃一个自带的冷馍。

当时正是全国的经济困难时期，学校一年没有发一本书，没有上过一节课。青壮年都去炼钢铁，学生天天帮社员下地劳动，我交不起吃饭的伙食费，学校不上课，一年以后，我在无奈中辍学了。从14岁开始和大人们一起下地天天干农活，放牛、担粪、收种等等，什么农活都干，也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为了吃饭，只有尽力干。

2、复学后

半年后，我收到表哥刘石头从学校发来的信，说学校这半年已经复课了，您想来上学的话，到校说说还可能复学。

第二天，母亲用包袱包了几斤准备为我们做棉衣的棉花，带着我到范里街上卖掉换了一点钱，准备为我交学费和书费。然后带着我找到学校的周校长。校长答应让我随下一届学习，说：“学校已经讲授了一学期的课程，就是蹲下一年级，我还十分担心他赶不上学业，因为他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坐进教室听课了”。随之母亲为我交了学费和书费，我便插下一班复学了。表哥在关键时刻给了我的信息，才使我再次从心里燃起了求知识的欲望。有了这次复学，给了我再次学习的机会。

复学后，我在学校常常想：如今能坐在教室里读书，真是人生最最幸福的事情，与农民天天在地里风吹日晒，劳累受冻是天壤之别。我家多么苦，母亲供我上学是多么不容易。我在心里时时提醒自己，暗下决心——我一定要珍惜这宝贵的学习时间，我一定要刻苦读书。

我的个子很矮，十分瘦弱，由于插班晚，前排没有坐位，班主任只好安排我坐到最后一排的墙角，离黒版最远的位置，但能够上学在我的心里已经是十分乐意的。

从第一次上课起，我就坚持挺直腰杆，几年来对每一节课都认真听讲，按照老师的安排，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道题。实际上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学完了三年的初中课程。插班后，由数理化每门从仅仅只有二三十分的成绩逐渐上升，一年后赶到全班前几名。随后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被选为班干部。

家里没有一个劳动力，五口人就靠七分自留地养活，但是这七分自留地，也没有能干活的人去耕种。我眼看着母亲操持家务，十分艰辛，而弟弟妹妹都很幼小，我就挑起了体力劳动的重担。每蓬星期天我放学回家，这一天，就是最忙碌劳累的一天，往自留地里担粪、锄草、收种等等农活。接着在上学前，必须为家里挑水，要安置好全家一星期的吃水用水。从十几米深的水井里，将盛满水的木桶绞上来再担回家。担满一大缸，需要来回担三四趟。因为井深、盛满水的木桶很重，女人和未成年人不敢到看不见底的井边站，更干不了这又累又危险的活，只有成年人才能在井口干这从井里摇辘轳出大力的农活。由于我很瘦弱，臂力不够，每次把木桶从井里往上绞的时候，中间都要把辘轳摇把抗在肩上站着休息两三次，才能把一桶水绞到井口，然后用水担挑回家。连续担满一大缸水，才够一家人饮用一星期。

吃过晚饭，我背上母亲蒸好够一星期吃的馍馍和几斤面粉，独自步行十几华里的路，再渡船过洛河才能赶到学校上晚自习。

为了节省伙食费，我和几个同学在学校外找了一间农户的空窑洞，然后各自带上小锅、柴禾等，放学后自己做饭吃。

在上学的路上，我不断想起妈妈常给我们讲的话：“人在世上做一个人，谁都不容易。要不靠天，不靠地，也不能靠别人，还是靠自已辛勤地往上奔。这样才能活得像一个人的样子，绝不能叫别人可怜我们。”

我经常想：我的童年是无比幸福和快乐的，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们翻身过上了和平的好日子。因为我从小经常听到大人们说：共产党领导的红25军长征经过我们家乡卢氏县突围时震撼人心的故事。

我们家乡曾经过日本，解放前人们在生死线上不断煎熬。解放时曾经拉锯，就是解放军占领了县城，为了大局的解放又主动放弃了三次后才最后解放，这叫拉锯式。那时不断有敌人的飞机轰炸，长辈们整天过着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东躲西藏地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现在解放了，我能够上学，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和快乐。现在学校开展学习雷锋事迹的教育活动，便立志要向雷锋那样终生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

有一天，在学校上课时，因为我们记笔记速度太慢，老师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对我的人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老师说：“有一种可以记录人们讲话的符号叫速记，可以迅速地记下别人的讲话，要是你们学会速记，你们就不愁写得慢了。”

下课后，我问老师：“你说的速记符号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符号？能不能教我学一学？”

老师说：“我只知道有这一种符号，我也没有学过，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东西。”

从此我在心里下定了决心：以后如有机会，我一定要学习速记，把我的字写得快快的，跟上别人的讲话。

很快，初中的学业结束了，大家都积极准备升学考试。在这节骨眼上，我向班主任老师提出要求回家，到农村务农不再上学，不参加升学考试的想法。老师特意为我安排一次欢送会，团支部也召开为我送别的生活会。之后，我带着毕业证和团员组织关系，背着背包，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怀着一颗既苦辣酸甜，又恋恋不舍的纠结心情，离开了日夜眷恋的学校。

3、会计账

就这样，十七岁的我又回到农村，一干又是四年。

我天天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还担任团总支书记、生产队会计、药店司药等工作。我在劳动休息时，常常在田间地头为农民读报纸，晚上记帐或去大队、生产队参加会议，也常常被安排到县里参加各种类型的会议和学习，从早到晚在忙碌中充实地度过。因而，在社会实践中增长了许多在学校课堂里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无形中和家乡的父老乡亲建立了终生难忘的深厚情谊。

在母亲的建议下，经亲戚介绍，我和本村的好女孩李秀芝确定了恋爱关系。从此，两家之间保持着未婚亲戚，不断往来。

“四清运动”开始后，我因为既是大队干部，又是生产队干部，还在药店卖过一年半的药，自然的就成为“四清运动”中经济四不清的主要运动对象。

后来，四清队组织的五人清查组，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对我所有的帐目从头至尾认真仔细地进行全面审查。

审查后，四清工作队队长把我叫去说：“工作队经过十几天认真全面地查帐后，认为你的不合理开支有两笔：一笔是购买火柴一包两角钱；一笔是购买煤油两斤七角六分钱，共计九角六分钱。其它再也没有违纪违法的经济问题。”

我为此辩解道：“我当会计和生产队其它干部一样，都是尽义务没有一点报酬。我坚持白天和社员一块下地干活，会计业务的算帐记帐很忙。两年多的时间，我都是在晚上加班义务为队里处理帐务。天天晚上点煤油灯做帐都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为公才买了一包火柴和二斤煤油。”——那时我们家乡还没有用上电灯。

四清队长坚持说：“这是不合理开支。”

随后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布其它人员存在经济问题的情况，并逐个进行经济退赔兑现，但却没有提到我的事。

我问四清队长说：“别人都作了经济退赔，怎么没有提我的问题呢？我把九角六分钱也退赔吧？”

四清队长笑着对大家说：“算了，你干了两年多会计和一年多药店司药，天天接触经济，我们全面查了你的帐，才知道还没有像你这样清白的。你的家庭这样困难，群众都很佩服你为大家做的成绩。我多次听到群众为你求情辩护，说你一心为公。我们四清队经过研究决定你不用退赔了”。

四清队长的这几句轻松的话，也算是对我以前工作的结论吧。

随后不久，四清工作队将我由初期的运动对象，很快转为入党培养对象，让我参加了四清工作队举办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体检谜

我在农村的四年中，曾经经历过1965和1966年的两次征兵工作。象我这样的家庭，明摆着不能离开家乡，只能眼睁睁地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伙伴入伍当兵去。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上大学只能是家庭条件十分优越的极个别优等生的愿望。一个县每年只能考上极少数的大学生，对绝大多数青年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奢望。

当时农村的大多数男青年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兵，这也是人人羡慕，女孩追求的职业。当时社会上最时兴的就是解放军穿的绿军装，谁要是戴上一顶军帽走到大街上，马上引起许多人的注目，他就会觉得自己趾高气扬，何况真的应征入伍，一定会有多么神气。作为只有初中毕业的我，参军入伍怎么不是昼思暮想，梦寐已求的好事呢。

但是，我一提起去当兵的想法，却遭到处处碰壁，随时都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

开始，我也深知母亲的心情，总怕她老人家生气，始终不敢在她面前透露出这方面的一个字眼来。后来，找到我的邻居，想探探他们的口气。

我一说想去当兵，邻居马上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大家都说要想当兵比登天还难，你就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啦。你在家里的负担就够重了，上有老母亲，下有两个妹妹和弟弟，全靠你这个劳动力干活分粮食生活的。你走了，叫谁来承担这个家呀。”我想他说的也真是有道理，更找不出该辩驳的任何话来。

但是，我不死心，又找到生产队长王小谋，队长也说的是这个道理。我又找到大队干部和党支部书记张克珍，他们说：“我们开会都研究定了，别的青年只要够条件的都能报名，但是我们向公社报名时，压根就没有报你的名字。”

我问：“那是为什么？”

他说：“你是大队干部，大队离不了你；你是家庭的户主，你的家里也离不了你。”

他想用这两个“离不了”，就足以把我入伍当兵这条路给堵死了。

我说：“报名参军是青年应尽的义务，保卫祖国是国家大事，家庭再困难都是小事。”

他说：“你说的是大道理，可实际情况又是另一码事，你不能脱离你家庭这个现实。”

“我真想去当兵，到部队去锻炼锻炼才有出息，这是我的前途，也是我的志愿嘛。求求你们让我去当兵吧，何况这也是好事嘛！”我马上将强硬的话语，立即转向肯求的缓和口气，但是仍是无挤于事。

由于我对这件事的内心十分纠结，很不放心，就在第二天，直接到县城里，因为我们公社就设在县城里。

我先找到公社的武装部长，说明来意，向部长请求：“部长，你是了解我的，希望你们同意我去当兵吧!”

公社武装部长马上接着说：“你是咱们农村青年的骨干，是全县表彰的优秀共青团青年干部，在农村你还有好多工作要做。你回去以后，第一是好好‘抓革命，促生产’，第二是要抓紧工作，尽快促进你们大队‘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我一听，一下子明白他压根儿就没有让我去当兵的意思。心想公社都没有希望啦，我当兵的决心肯定会泡汤啦。

我常在大队开会，自然知道应征青年到县里去体检身体是在哪一天。到了体检身体的这一天，我谁也没有告诉，一大早就悄悄地赶到县体检站，和别的青年一起填写了体检登记表。谁也不知道我是没有经过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政治审核，没有列入体检名单，而是来蒙混过关参加入伍体检的。

我随着别的青年，大模大样的向发表的女护士要了一张“应征青年入伍体格检查表”认真地填上翟振英自己的名字等，很快交给这位护士。

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手里拿着几张表，喊到我的名字，我进到第一间检查室内。虽然我的个头不高，但是已经达到入伍身高标准的高度。就这样，一间一间地进进出出，经过一关一关地检查，都看到医生在体检表上写上“正常”的字样，我才在心里清楚的知道自己已经是顺利通过，体检合格啦。

我注意到，最后一关被叫进来的是极少数人，大部分人在中途就被淘汰了，心想中途淘汰的人是被医生发现了不合格的问题，就不再往下检查了。只要被叫到最后一关的室内，就说明身体合格了。

过了一会儿，老医生果真把我叫进最后一间体检室内，让我躺在床上用听诊器边听边和蔼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家里几口人？你愿意不愿意当兵？”

我都一一爽快的对答如流，这时心里已经清楚，老医生的最后一关就是再进行一次把关复查，核对人名，看是否有人冒名顶替；再听一听内脏，做最后的体检把关。我仔细地看见老医生在这张表的最后一栏写上“身体合格”四个字和他的签名。

出了最后一关，迎面看见我们大队的几个干部和大队支书记张克珍站在院子里。我高兴地迎上前去告诉他们说：“我这次体检已经合格了，希望你们放我当兵去吧！”

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我看见老支书一改过去的常态，他只是慈祥地笑了。这时在我的心里并不要求他们说什么，只盼望他们默认就行，并且不再追究我先斩后揍的问题，只要生米做成熟饭，他们自然会承认我当兵入伍的。同时，我也是向大队这级干部互通了情况。

5、从军梦

回到家里，母亲非常生气，没好气地说：“这一段时间，你一天在外面不回来，你也不看看咱们喂的猪怎么样了。”

我马上跑到猪圈一看，这头喂了八九个月，已经长到一百多斤左右的大黑猪，躺在地上无力地喘着粗气，满嘴四周泛着白沫，显然是病得不轻。

我赶快叫来兽医看了看，兽医说：“看这样的症状，一定是得了猪瘟，没有好的方法医治，现在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吧。”

他给开了一个药方，我去买来一些药，给猪灌了下去。但是这头猪几天后就没有气——死了。这头猪的肉不能吃，也不能卖，我只好拉出去埋到地里。这头猪是一家人天天精心喂养，就是一家人指望一年买盐、买油、各项花销唯一的经济来源。这样就一下子打了水漂，化为乌有，一家人很心疼。当时我实在没有别的补救办法，主要的心思还是考虑怎样去当兵的事情，因为这事还没有一点眉目呢。

第二天，在公社召开了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和接兵干部三方参加的联合定兵会。由于大队和公社干部事先已经统一了口径，早就确定这次不放我当兵，是因为我当兵一走，一家生活的经济问题成了大队和公社的负担。

会前，公社武装部长看了“身体合格的体检青年花名册”上有翟振英的名字，马上从胸前的上衣口袋里掏出钢笔，把这翟振英三个字涂的面目全非。边对公社秘书说：“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打算报他，他是私自参加体检的，我们不承认他的合格，不要让别人知道他的身体合格，其余的28人可以提到会议上研究”。

在这次三方参加的定兵会议上，秘书提出28名青年身体合格的名单，由于这些人事先都是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所以全部都顺利地通过了。只有我的名字压根就没有在会议上提出，接兵的干部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最后接兵的王连长说：“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公社28名入伍的青年，我感谢你们对部队建设的大力支持，我代表解放军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可是，你们都知道，上级给咱们公社下达的30个应征入伍的名额，还差两名没有完成，这是一个遗留的问题，只好增加给别的公社啦。”

当天晚上，我到公社的院内，进到了武装部长的办公室，对武装部长说：“部长，我参加了这次体检，自知身体合格，希望你们同意我去当兵吧！”

可是，武装部长还是将上次对我说的原话，照样又说了一遍，“抓革命，促生产”、“促进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话，震震有辞地又说了一统。

我出了他的办公室，直接进到了接兵连长的房间,他热情地向我让坐后，我先自我介绍说：“我叫翟振英，是某某大队的，这次参加了体检，结果身体合格。我愿意当兵保卫祖国。我认为当兵是国家大事，家庭总是小事，服从祖国招唤，

当兵保卫祖国才是我的志愿！”

连长听后，脸上露出了温馨的笑容，只回答了一句话：“你说得很对，你说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我会尽力争取的。”

因为，这事在我的心里实在没谱，当晚没有回家，第二天一早，我直接找到县武装部周部长的办公室。说明了情况和来意，也和向接兵连长说的话一样地说了一遍，他也是和接兵连长的方式一样地说了几句话。也是一样地说了不到五分钟，我就离开了他。

6、定兵会

我出来以后在心里盘算着：没有希望了，不行就算了。我已经尽到努力了，我这时已经心悔意冷了。我以后照样安心的当一个农民，没有什么不好，当年我从学校回到农村时，就是报着一个要学习邢燕子、董加耕立志在农村干一辈子的想法，在农村做一个改天大换地的有志青年有什么不好！算了，算了！以后再也不找人，不提这件事就完了。

我晕晕乎乎，摇摇摆摆地走在大街上。

忽然觉得脚上穿的布鞋鞋底快磨透了，走起路来脚底痛，应该到前面的补鞋店修修。我知道当时大集体经济，补鞋的也得在政府安排的固定房间，知道前面有一间专门的补鞋钉鞋店。

我快步走进这间敞开着门的房间里，看到四周五六个人，各自都背着墙，面向中间，坐在小凳子上，师傅们正用锤子在忙忙碌碌地钉着，发出“叮叮噹噹”的吵杂声。他们各自的面前都有一个供顾客坐的小凳子，还都空着无人坐。

我便马上坐到一个老头的前面，立即脱下一只脚上的布鞋，将鞋底对着老头的脸，双手伸到他的面前说：“请你给我把这双鞋钉钉！”

只见老头停下锤子，眼睛上戴的圆圆的两个眼镜片，直愣愣地对着我，我看到透过镜片下面的两颗黑黑的眼珠，睁得大大的一动不动地瞪着我——好半天，呆若木鸡似的一直瞪着不说话——愣了好半天，他一句话也不说。

把我瞪得实在不好意思起来，我纳闷了。过了一会，我只好回过头仔细地一看，才发现：他们一个个手里拿的是称杆，不是鞋，不是“钉鞋”的，而是在“钉称”的。

我这才用抱歉的口气说：“对不起！我看错了。”

老头这时才说出一句话：“我们是钉称的，不是钉鞋的，钉鞋的就在我们的隔壁。”

我这时才恍然大悟，连声抱歉后，穿上鞋，退出了房间。

迎面走来了公社党委书记李松安。他高高的个头，白净的脸庞，头上留着不长的短分头，总是挻着那笔直笔直的腰板，两眼炯炯有神。

他老远就认出了我，笑嘻嘻的迎上来。我也马上迎上去问了一声好。

他兴奋地开口就说：“振英呀，告诉给你一个好消息：今天上午，我们特意为你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定兵会议，会上全部同意你可以去当兵啦。”

我一听，还不太相信自已的耳朵，仔细一想，真是打心眼里高兴极啦。但又不解地问：“怎么？为什么为我一个人又专门召开会议？”

李书记说：“你不知道，咱们公社这次征兵的任务是30名，昨天已经开过公社、大队和接兵三方的定兵会议，只确定了28名，没有完成县委分配征兵任务的指标。但是，在昨天的定兵会议上没有提到你的名字。由于你找了接兵连长，今早又找了县武装部长。县武装部长打来电话给咱公社的武装部长，让公社再开一次召开定兵会议研究。咱们公社武装部长才立即通知昨天开会的人员，为你专题召开了这次会议，做出了全部同意你入伍的决定。刚刚为你填写了政审表和补办了有关手续。我在心里也为你能应征入伍而高兴。我现在刚从会场出来，正巧碰到你，就告诉你这个好消息。”

我听了这番话，确实打心眼里高兴，多少天来的昼思暮想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一连说了好几个:“谢谢!谢谢！……太好啦……这个消息，真使我长期埋藏在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当时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李松安必然是运动的主要对象。让他靠边站了，不但没有了领导权，不能主持正常的工作，但必须参加党委会，会上没有发言权。其实他是我党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干部。

但是，李书记是党委一把手，不得不让他也参加党委会。但他在会议上没

有发言权，只能是一个旁听的所谓“列席”人员。其实他是我们党的一名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干部，过去曾不断下乡常驻我们村和我们一起劳动，经常组织召开各项会议，在群众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我深深相信他今天对我讲的这些话，绝对没有错。

7、喜与忧

我回到家里，把公社李松安书记向我说明公社开会研究确定我当兵的这一消息告诉了母亲。知道多少天她也前思后想：明摆着我把全家的负担都留给了她，一家人以后怎样生话，更多的困难还在后头。我看得出她的心底里七上八下，苦辣酸甜，无法言表的那种难受劲，她都没有说。看她的表情实在让我与心不忍。

只见她流着两眼的泪水，擦了又擦，好半天才哽咽地说：“好孩子，你去吧。当兵是为国效力的好事，我也挡不住你，家里再困难，我们也要想办法扛过去！我就是想让你到部队好好干，就是盼着你长大有出息！你到部队要常常给家里写信，不要让家里人牵挂就行啦！”

妈妈越这样说，我越是与心不忍，不由得泪水也夺眶而出。说：“好妈妈，你放心，我永远要记住你的话！做一个有出息的好儿子！”

第二天，我来到未婚妻李秀芝的家，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未来的岳父、岳母和李秀芝，他们都为此感到庆幸。随后几天，这一消息不径而走，很快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知道我和别的青年就要当兵了。

这批确定我们大队当兵的共有七人，还有吴金钟、杜发群、许代牛等，属于全县入伍最多的一个大队。我们大队历年来都是出兵多的地方，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以及抗美援朝以来，年年有人当兵，复转的军人已经有一个加强连了。

几天来，我经过准备，在社员大会上公布了经济帐目，移交了一切帐目的所有手续。

有一天，我去几十里外的表哥刘石头家告诉我入伍的消息不在家。大队干部带上列队的学生一行几十人，敲锣打鼓来到我家大门外，向我送“入伍通知书”——报喜来了。

我家房门敞开着，好半天，就是不见人出来接通知。原来母亲和两个妹妹在家，她们都不愿也不敢出来接。一来，这是男人当兵的大事，实在不想轻易出来，想让我回来亲自接。二来，母亲和妹妹弟弟她们实在不愿意让我当兵，一想起我一走，各方面的困难，会一件接着一件地摆到面前：天天需要的水，谁给担？生产队分点东西谁给背回来？做饭烧的柴禾从哪里来？推磨、下地等等，等等……都不敢往后想了。

门外，报喜的锣鼓声声，催得更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在别的家里是一家老小皆大欢喜，可庆可贺的大喜事，但在我家更加与喜字无缘了。

母亲让妹妹出门领，妹妹不觉得是好事，喜事，也不想出去。反而也有擦不干的泪水，想着家里艰难的生活又会雪上加霜，更加左右为难了。

门外送喜报的几十人等了好长时间，不见人出来接。党支部书记这才进到家里，做了好一会工作，才让妹妹出门含着泪替我领了“入伍通知书”。

欢送新兵的那一天，全大队的男女老少齐出动。正好县剧团在这里演戏。本村也排练了欢送我们入伍的节目演出，大队支部书记讲话后，又推荐我代表入伍青年讲了话。

欢送大会后，锣鼓喧天，男女老幼把我们送到大路上。大队干部和不少亲朋，一直跟着乐队走了十几里的路才依依不舍地把我们七人送到县城。

这天，我们告别了生养多年可爱的家乡和无数依依不舍的父老乡亲。